梁云祥:中日关系“安全困境”的军国主义阴云

201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纪念与回顾那场已经远去的战争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要探讨引发战争的原因。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而且时至今日,军国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没有完全散尽。在中日两国的政治话语中,也常常出现有关军国主义的争论。因此,对军国主义做出比较准确的定义以及进一步深入研究就非常有必要。

军国主义的概念及产生根源

军国主义主要是一种体制及其政策,当然广义上也包括思想,源于专制、尚武及偶然爆发的社会危机。对于军国主义以及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笔者先选择一些中外辞书对军国主义的认识或定义,如日本《角川日本史辞典》将军国主义定义为“将战争及为了战争而加强军事力量放在国民生活最优先地位,并使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从属于它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日本《岩波小辞典》将军国主义定义为“为了战争和准备战争的政策、制度,在国民生活中占最高地位,从而支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思想和行动方式。”中国的《简明社会科学辞典》将军国主义定义为“为了侵略扩张,把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穷兵黩武,使国家生活的各方面都为军事侵略目的服务的思想、政策和制度。”百度百科对此的定义为“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以上定义虽然具体的表述不同,但核心的部分都认为军国主义是一种以军事追求和侵略扩张为国家政治生活核心的思想、体制及其政策。当然,这三者之间有着正相关的逻辑关系,即只有存在军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才有产生军国主义体制及其政策的社会基础,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的体制和政策能够建立和推行。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只是存在军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或者说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军国主义的,那就不应该说某一个国家是军国主义国家。军国主义主要是指国家体制及其政策,即由职业军人掌握了政治权力并且武力成为推行国家政策的主要工具。

一般来说,军国主义的产生可以从其政治根源、文化根源和社会根源来考察。所谓政治根源,即政治上的专制;文化根源即具有崇尚权威和武力的文化习惯;社会根源即当社会出现危机时就容易出现和需要社会强人或权力的集中。也就是说,军国主义的产生首先与政治体制有关,政治上长期专制的国家就容易导向军国主义,因为权力的集中和专制可以蒙蔽民众渲染危机以至于最终越发强化权力与专制,尤其是当一个国家为了维护专制权力而让军队的势力增强并进入政治核心后就极易建立军国主义的体制以及推行其政策。其次,在文化上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有崇尚权力和武力的传统,是一个国家是否导致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因为即使有专制的权力,还必须有民众的拥戴或者至少接受军国主义体制及其政策才有可能建立和推行。再次,一个国家出现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混乱的时候一般就会有集中权力以恢复秩序或者带领国家走出危机的社会需求,这时往往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或者领袖人物,这种情形也为军国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一般而言,只有这三者的结合才有可能导致军国主义的出现。当然,这三者在任何国家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及其原因

一般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即同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前后出现并相互结合在一起,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并非在一夜之间突然兴起,而是有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必须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才能够认识和理解日本为什么会在当时出现军国主义的体制及其政策。

近代日本虽然经过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全面西化开始进入欧美近代国家的行列,但是其政治思想和传统仍旧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其专制的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其他东方国家,在近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框架内其专制程度更甚,实施这一专制的体制就是近代天皇制。

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政治制度。最初在大约6世纪末期,基本上是模仿中国的皇帝制度建立起来的,即高度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度。日本天皇制度从建立之初就有其自己的特点,即同民族和国家紧紧地合为一体,甚至到了“天皇就是日本”或者“日本就是天皇”的程度。自从日本形成一个国家并建立天皇制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家族在进行统治,因此被日本人骄傲地称为“万世一系”。对于将天皇视为民族和国家代表的日本人来说,“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是从神教的信仰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天皇制就是日本人自己常说的所谓“国体”,天皇显然就是日本民族和国家的最主要的政治权威和象征,对于绝大部分的日本人来说,接受天皇的统治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同一个家庭拥有一个家长一样。

然而,日本的天皇制所体现的权威却是一种虚幻的权威。日本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至少在名义上是由天皇来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天皇本人都不真正参与政事或决策,甚至在某些时候被剥夺了所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力。然而天皇制不但一直没有被废除,比如在日本历史上曾经经历过贵族专权、院政时代和武士幕府等天皇大权旁落但其仍然存在的现象,而且即使是实际掌握权力的人也仍然承认天皇在观念上的权威,甚至对天皇充满敬意和忠诚。也就是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日本领导人始终能把对天皇的极度尊重与十分乐意于把决策强加在他头上而不管他的愿望如何这两者结合起来。1945年投降时,日本领导人感到十分关切的一个问题是天皇将来的地位。那种对天皇的敬畏与对他的无情摆布结合起来的做法,很难为非日本人所理解。”即使在1945年8月日本遭受美国的原子弹攻击后不得不考虑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时,日本领导人不能放弃的,仍然是日本的所谓“国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日本的惩罚和改造过程中,天皇制也没有被废除,天皇本人甚至不需要承担战争责任。之所以如此,尽管有美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为什么美国会选择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呢?这一选择本身就与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接受程度有关。如果天皇制不是在日本民众中具有被神化或者受到尊敬和爱戴的地位,美国占领军并无理由一定要保留天皇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日本战犯进行的远东国际审判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日本战犯尽管千方百计狡辩抵赖,不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在对待天皇的问题上,却一致维护天皇,决不愿意将战争责任推到天皇身上。战后的日本经过美国的民主化改造,日本国民虽然已不再相信天皇被神化的地位,但至少仍然保留了对天皇及其家族的尊敬和爱戴。

正是因为日本人对天皇的这种崇拜与尊重,所以以天皇名义所实施的专制才能够在日本形成。天皇本人是否真具有权力并不重要,历代日本的统治者都是在天皇的名义下进行统治,反而其专制性会更强。在近代面临西方列强殖民入侵的情况下,日本一些首先接触西方思想和规则的中下级武士迅速集结在天皇的旗帜下,发动了一次革命,完成了从一个封建制的落后国家到近代化先进国家的转变。明治维新就是利用天皇的这种权威性集合了反幕府的各种政治势力,又以天皇的名义凝聚国民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维新,以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为标志,建立起了近代天皇制,这一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高度集权专制,即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归天皇。天皇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军事统帅权,甚至可以任意解散国会,其集权和专制的程度在近代宪法的包装之下反而更加强盛,这就为军国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上的必要条件。后来军部势力日益增大后也是利用维护和弘扬天皇的旗号去进行战争动员,在天皇的旗帜下发动了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顽强也是怀着为天皇而战所带来的愚昧性的荣耀感在支撑着。

除去近代天皇制的专制及其与军部的结合,当时日本社会中的尚武传统也是其产生军国主义的条件之一。近代之前的日本是一个武士当权的国家,武士成为日本社会的统治阶级,拥有众多特权,但是同时为了实施统治,武士也须遵守某些规则,逐渐形成所谓的“武士道”,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崇尚武力,即日本武士道的尚武精神。武士就是以武力立世,崇尚武、忠、勇、义等精神。进入近代之后,虽然武士作为一个特权阶级被废除了,但是“武士道”中崇尚武力的传统却遗留了下来,尤其在面对近代西方列强殖民入侵,在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均遭失败的强烈刺激下,日本社会认识到只有整备武力才能使国家免遭被殖民的命运。明治维新后日本新政府一直将整备武力作为国家最主要的政策来推行,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言:“如果没有西欧列强打着‘文明的傲慢’的幌子,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侵略清朝的话,也许不会产生日本军国主义。”在不殖民就可能被殖民的时代,日本迅速掌握了西方列强的国际关系规则并开始以同样的方法对待自己的亚洲邻国,甚至比欧美列强更为残忍地进行对外侵略。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就不断地对外用兵,先后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参与一战,这些战争都使日本大获收益,导致日本国内的军部势力大增,军人在日本社会的地位越来越高,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经常会成为要求和支持政府动用武力的社会基础。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同俄罗斯签订的条约最初只是从俄罗斯割让了部分领土,所要求的战争赔款遭俄罗斯拒绝,条约签订后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政府的让步,要求继续同俄罗斯作战,即使主张自由民权的日本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面前也成了狂热的好战分子。

近代天皇制的集权专制和日本社会整体崇尚武力的社会氛围终于使日本在不断面临危机的情形下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军国主义。近代时期,日本主要面临两次危机,一次是在19世纪中期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面临的被殖民的危机。日本通过内部革命推翻幕府统治建立新政府,后通过实行“富国强兵”政策迅速强大了起来,避免了被殖民化的命运。但是这样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国内军人地位的提高,以及对武力的迷信以至于幻想通过武力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妄想,而且这一妄想成为了后来日本的基本国策。

另一次危机即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占据的殖民地相对狭小,其经济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形之下,军部势力就开始鼓噪对外用兵,以通过武力争夺世界市场,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之下,才有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当时这一事件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总体战略部署,但是在发生之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仍然全力以赴地支持,并在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之后很快扶植起来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其后,日本国内围绕中国问题、是继续等待还是迅速解决形成争论,尤其在日本军队内部形成了所谓的“统制派”和“皇道派”,前者为相对的稳健派,主张继续等待时机解决中国问题,后者主张迅速通过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二者的争斗最终演变为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这两次军事政变虽然都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军部势力成为左右日本国家政策的主要政治力量,其后的日本首相几乎都只能由现役军人担任,而且主张激进的势力开始成为日本军部的主要力量。从此,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而且正是在这一体制及其侵略政策的主导之下,日本走上了一条战争的不归路。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及其思想残余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美军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日本并按照美国的意愿对日本进行了改造,其主要内容有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改造,前者就是要消除日本的专制体制,后者主要内容有解散日本军队、撤销日本军部大本营等与战争有关的机构、整肃和审判战犯、解散鼓吹军国主义的右翼团体等。从1945年8月美军进驻日本到1952年4月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获得独立,期间虽然也有由于冷战爆发及中国内战形势导致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美国对日改造有不彻底的一面,但是对军国主义的整肃,应该说做得还是比较彻底的,至少作为体制及其政策的军国主义已经彻底覆灭。

首先,经过战后美国主导的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改造,日本建立起了权力相对制衡的民主体制。天皇及其天皇制虽然还存在,但是宪法规定天皇仅仅是日本国家的象征,已经不可能影响日本的政治权力,正如一位美国人所说:“战后的天皇制已非常接近成熟的北欧民主国家所建立的现代王国的形式。天皇家族完全脱离政治,只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稳定的标志,以及连接过去时代的安慰人心的感情纽带。任何可能用皇位来影响政治的做法都遭到坚决的反对。除此之外,作为一种永久性的没有争议的民族装饰品,天皇制似乎已普遍被接受。对于像日本和北欧那些主要通过演变而不是革命手段取得民主制度的国家,这种君主制是个合适的形式。”11而且,除去天皇之外在战后日本政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首相及其内阁也很难将权力集中和实行专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设计使得任何首相都难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尤其是想要专制,那么首先就会被赶下台。与此同时,战后的日本政治中军人的影响几乎不复存在,初期根本没有军队,即使是后来建立的自卫队,也仅仅是作为技术性的职业军人存在,丝毫没有政治权力,在战后日本政治格局中没有丝毫地位。因此,军国主义存在的政治基础已经被破坏,政治上的专制与军部的结合导致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其次,在战后的日本社会,战争受到诅咒,和平主义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崇尚武力的传统已经变得越来越淡薄,尤其在战后长期和平环境下的富裕生活以及目前日本社会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现实情形之下,战争和暴力更是受到日本社会的普遍反对。比如最近围绕安保法案的争论以及日本国民的反对声浪,就是因为担心由于该法案的通过日本有可能被拖入战争。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下,战后历届日本政府也不再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在国际事务中基本上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战后的日本社会已经不具备产生军国主义的文化基础。

再次,正是由于接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国际社会在战后不但通过建立联合国试图实现永久的世界和平,而且还通过建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经济组织试图实现全球经济的相对一体化,以便消除国家之间的经济对抗从而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尤其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时代,国家即使面临经济危机,也已经不再是单纯一个国家的事情,越是有经济危机的时候才越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那种通过武力抢夺经济资源和市场的观念和做法已经不能被世界所接受了。战后的日本,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经济的崛起,所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战时通过武力所获得的利益,因此日本没有必要再重蹈覆辙。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所面临的又一次危机,但是日本选择通过进一步的开放和国际化度过这场危机,并没有试图对日本的现有政治结构做重大的调整,或者希望出现一位带领国家走出危机的领袖人物。也就是说,目前的日本同样不存在重新走向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总之,作为一种体制及其政策的日本军国主义显然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想重新复活也有相当的难度。当然,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军国主义残余却不能说已经完全消失,在日本社会,仍然还有人在鼓吹回到过去的军国主义体制,并不时地闪现试图恢复过去军国主义政策的苗头,如在日本社会总是对过去的历史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鼓吹军国主义或怀念军国主义的一些活动也比较容忍。不过军国主义的这些残余思想并非日本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诉求仍然是日本社会的主流,绝大部分日本人还是痛恨军国主义体制及其政策的。

“安全困境”中如何看待日本军国主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政治格局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越来越趋向于保守化和右倾化,具体反映在日本社会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过去的侵略历史、越来越强化同美国的同盟关系、越来越想要摆脱战败国地位、越来越强调外来威胁而试图强化其军事力量,等等。但是,这些动向是否就意味着军国主义的复活,值得商榷。总之,不能简单地将我们不喜欢的一切日本人所做的政治行为都归咎于军国主义。

如上所述,依据事实,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体制及其政策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不再存在,同时也必须要看到在日本社会仍然存在着军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残余。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残余,当然应该警惕和反对,尤其在目前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的政治生态下,军国主义的思想及其行为就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但是对此也不应过度解读,危言耸听,似乎日本仍然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或者要恢复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从目前的日本外部和内部政治环境来看,日本既没有确立恢复军国主义的国家发展目标,客观上也很难再恢复军国主义的体制及其政策。

那么,应该如何解读日本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常常被我们国内媒体指责为军国主义的政治现象呢,比如目前安倍政府积极推动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安保相关法案,以及已经修改了扩大武器出口范围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制订通过限制公民某些自由权利的“特定秘密保护法”,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提高职业军人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甚至还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宪等等,这些政治行为不论最终能否完全实现,确实会使得日本在军事安全方面走得更远,但是在现有国际环境下和日本现行体制下,仍然不能将这些政治行为简单地解读为军国主义。

今天日本在安保政策方面的强化已经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政策,它是在联合国框架或至少在日美同盟框架内的强化。如果是按照联合国宪章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军事活动,比如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当然不应该过分指责;如果是跟随美国进行某些军事活动,也要看这些军事活动本身是否符合国际法,而不能简单定义为军国主义,除非我们同样认为美国所进行的所有军事活动也属于军国主义。而且,即使安倍政府所推动的上述法案都能够通过成为日本法律,要真正实施起来也还会受到日本国内的诸多严格限制,尤其是对外用兵,并非像过去战时军国主义时代那样随随便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恢复军国主义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之所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耿耿于怀,关键的问题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感受,在20世纪70、80年代中日关系友好的时候,日本的军费远远超过中国,长期保持世界第二、三位的水平,但是那时我们并没有指责日本在恢复军国主义,在2008年两国领导人签署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中也称,战后日本所走的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因此,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处理和改善中日现实关系。换言之,正是因为目前双方关系处于一种“安全困境”的状态,所以任何一方军事上的变化都会被另一方认为是威胁。近年来中国军费的增长及其军事力量的增强同样被日本视为威胁,上述日本有关防卫法案的修改或通过就是在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出现之后安倍政府以所谓“中国威胁论”为理由而实现的。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但同时,也不可片面夸大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否则反而会自挖陷阱对日采取不必要的强硬政策,也会刺激日本的右翼更加认为所谓“中国威胁”而要求日本增强军力,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反而有可能会导致“自我验证”,促使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残余思想意识形态向着体制及其政策转变。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增加,日本的一些保守政治家就有可能利用所谓“中国威胁论”强化日本国内的专制权力,增加军备,甚至借助于危机发生而强化专制和军人权力,最终实现再次的军国主义化。如果真出现如此的情景,那当然对日本、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亚洲甚至世界就都是一场灾难。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文章转自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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